核心办案逻辑

先打掉黑恶定性，再做罪名辩护，再拆分责任层级，最后量刑辩护。

催收类案件最容易出现拔高认定恶势力，辩护要严格对照两高两部恶势力、软暴力意见逐条对抗，拒绝把普通共同犯罪升级为恶势力组织犯罪。

辩护前先做案件类型判断，不同类型辩护重心完全不同：

• 合法金融机构委托+催收手段偶发过激→无罪辩护空间大，主攻恶势力不成立+寻衅滋事不构成
• 高利贷/套路贷关联催收+手段恶劣→无罪空间小，主攻打掉恶势力+变更为催收非法债务罪+从犯认定
• 自有资金放贷+软暴力催收+组织化程度高→恶势力认定风险极高，辩护重心放在降低罪名、减少事实、认定从犯上

一、第一优先级：打掉/弱化黑恶（恶势力）定性

这是全案辩护最重要关口。恶势力成立全部要件必须同时具备：3人以上、经常纠集在一起、多次违法犯罪、为非作恶、欺压百姓、造成恶劣社会影响，缺一不可。

催收公司案件最核心突破口：是否具备"为非作恶、欺压百姓"。

1.主观目的对抗：受托追偿债务，而非为非作恶

行为指向是特定债务人，不是不特定普通群众；目的是实现委托债权，不是无事生非、横行乡里。

2019年两高两部《恶势力意见》第5条明确规定："单纯为牟取不法经济利益而实施的'黄、赌、毒、盗、抢、骗'等违法犯罪活动，不具有为非作恶、欺压百姓特征的，不应作为恶势力案件处理。"这条可以直接扩展到催收场景——催收公司哪怕手段过激，本质也是为牟取经济利益（佣金/回款提成），而非欺压百姓。

核实基础债权：委托合同、债权凭证、债权转让协议，证明是受托催收，不是自己放贷、不是套路贷、不是虚增债务。

关键区分：催收对象是欠款人，≠欺压百姓。

2.组织特征拆解：普通企业用工关系，不是恶势力纠集团伙

员工流动性大，来去自由；只有公司考勤绩效制度，没有团伙规约、帮规、奖惩控制机制；不能仅因为多人上班就认定"经常纠集在一起"。

三个具体质证动作：

• 人员稳定性审查：拉一张员工入职离职时间表，看指控的"核心成员"是否在同一时间段同时在岗，很多催收公司人员流动快，"三人以上"可能只是花名册上的数字，实际从未同时共事
• 纠集模式审查：是固定团伙长期共同作案，还是按工单随机分配、各打各的电话？很多催收公司是坐席制，每人独立打自己的单子，不存在"纠集"的动作
• 纪律控制审查：恶势力要求有组织纪律、奖惩机制，催收公司的考勤绩效是企业管理制度，不能等同于帮规约法

关键区分：业务分工≠犯罪组织层级。普通组长、主管，不等同于恶势力骨干成员。

3.时间要件核查："二年内多次"的统计口径要卡死

统计全部指控事实，看时间、次数是否达标。两个关键标准：

• "多次违法犯罪"中的"犯罪"必须是刑事犯罪，行政违法、民事违约不能凑数
• 必须是同一伙人实施的，不同员工、不同时间的零散行为不能打包算"多次"

部分行为只是民事、行政违规，不属于刑事违法犯罪，要从恶势力认定的事实基础中剔除。

4.必须警惕的陷阱：软暴力与恶势力的"双向推定"

控方常用套路是：先拿几起软暴力行为证明恶势力存在，再用恶势力身份反推这些行为都属于软暴力——循环论证，互相支撑。

辩护不能只攻一面，必须同时打掉两边：

• 一边论证行为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软暴力（缺"谋取不法利益"主观要件）
• 一边论证不满足恶势力全部认定条件

不能让控方用A证明B、再用B证明A。

5.危害后果证据审查

控方说"造成恶劣社会影响"，需要客观证据：被害人精神失常、自杀、大量群体性投诉、社会舆情等。仅有被害人陈述害怕、反感，不足以直接认定恶劣社会影响。

辩护目标：争取不认定恶势力；如果完全打掉难度大，退一步：认定普通共同犯罪，去掉恶势力标签，取消黑恶对应的从严从重、限制缓刑、严格取保等量刑加成。

二、罪名辩护：寻衅滋事罪的抗辩

1.罪与非罪：合法债务催收的司法解释规则

2013年《寻衅滋事司法解释》第一条第三款："行为人因婚恋、家庭、邻里、债务等纠纷，实施殴打、辱骂、恐吓他人或者损毁、占用他人财物等行为的，一般不认定为'寻衅滋事'，但经有关部门批评制止或者处理处罚后，继续实施前列行为，破坏社会秩序的除外。"

这是催收案件寻衅滋事出罪的核心法条依据。

逐项核对卷宗证据：

1）区分正常催收与刑事软暴力

• 正常提醒还款、合理频次联系债务人本人：属于民事追偿
• 电话轰炸、辱骂威胁、PS照片、骚扰第三方亲友、上门滋扰堵门、跟踪贴靠，才有可能构成软暴力
• 逐笔核对录音、通话记录、短信记录：统计真实接通数量、话术内容、联系对象、时间频次。很多案卷会把未接通、机器人外呼全部统计为滋扰行为，辩护人要重新梳理表格质证

2）严格审查"情节恶劣"入罪门槛 二年内3次以上恐吓滋扰、严重影响他人工作生活才达到入罪标准；零星、偶发、言语过激，属于行政违法，不应当刑事处罚。

3）区分：软暴力≠刑法意义上的软暴力 两高两部软暴力意见：成立刑法上软暴力，主观上一般要求谋取不法利益。催收真实合法债务，缺少"谋取不法利益"，不满足软暴力主观要件，即便手段过激，优先评价民事侵权、行政违法，谨慎入刑。

学理支撑：寻衅滋事罪保护的法益是公共秩序/社会秩序，如果行为针对特定债务人，没有波及不特定多数人，没有破坏公共秩序，就不该定寻衅滋事。

2.此罪与彼罪：催收非法债务罪 vs 寻衅滋事（关键轻罪辩护）

如果催收的是高利贷、赌债等非法债务：两罪存在交叉竞合关系，从罪刑相适应和立法本意出发，催收非法债务行为应当优先适用专门罪名（最高3年），而非以寻衅滋事罪（最高5年）评价，否则有违立法增设本罪的初衷。

如果行为发生在刑修十一之前、审判在之后，适用从旧兼从轻，争取变更罪名。

如果催收是合法金融债权：不能适用催收非法债务罪，只能回到寻衅滋事罪是否成立的抗辩。

量刑补充思路：如果催收的是合法债务，即便认定寻衅滋事，量刑也应当参照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最高刑（3年），否则会出现"合法债务催收判得比非法债务催收还重"的倒挂，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。

实务大量二审改判案例：指控寻衅滋事，改判催收非法债务罪，刑期大幅下降。

三、人员责任分层辩护（多被告人催收案件重中之重）

不能因为在催收公司上班，一律推定全部人员共同犯罪。核心是拒绝"以职位定罪责"，坚持行为+主观明知才构成共同犯罪。

1.实际控制人/老板

看是否制定违法催收话术、考核机制是否鼓励暴力滋扰、收到投诉后是否制止违法行为；有无直接下达恐吓骚扰指令。

两个切割思路：

• 如果公司制度禁止违法催收，个别员工私下越界，应当切割老板责任
• 如果老板制定的制度合规，但中层为了业绩私下纵容违法催收，要看有没有证据证明老板"明知且放任"——仅有业绩压力不等于明知下属违法，要看投诉处理记录、制度执行记录反推主观状态

2.主管、组长

区分是管理正常业务，还是组织指挥违法催收；是否明知下属实施软暴力，放任纵容。

3.普通催收员

是否参与寻衅滋事实行行为；是否被公司话术诱导；工资提成是否来源于违法催收。

按话术等级区分责任：

• 合规提醒类（"您好，您的账单已逾期，请尽快还款"）：纯民事行为，不构成犯罪
• 施压类但未违法（"不还款会影响征信、会走法律程序"）：虽有施压但内容属实，不构成恐吓
• 明显违法类（辱骂、威胁人身安全、PS照片、骚扰亲友）：才可能进入刑事评价

对于只是按照系统模板打电话，没有辱骂、恐吓，主观恶性小，可争取不诉、无罪、从犯。

4.外包/兼职人员

与公司没有劳动关系，只有业务合作关系；不知道公司整体运营模式，只接自己的单子；收入按单结算，没有固定工资和晋升体系。

这类人连"普通员工"都算不上，更不能认定为恶势力成员，争取不认定为组织成员甚至不构成共犯。

四、证据审查的高频质证点（实务办案重点）

1.电子数据：体系化质证清单

通话录音、短信、微信记录，按"三性"逐一审查：

• 真实性：录音是否完整？有无剪辑、拼接？通话记录是否与运营商原始数据一致？微信记录是否有原始载体？
• 合法性：提取是否两人以上？是否制作提取笔录？是否有见证人？电子数据是否进行哈希值校验？
• 关联性：未接通电话算不算滋扰？机器人外呼是不是被告人实施的？短信发送了但对方没看，算不算恐吓？

特别注意机器人外呼：系统自动拨打的未接通电话，不是被告人的主观行为，而且未接通就不可能对被害人产生心理强制，根本不具备软暴力的"足以形成心理强制"要件，必须坚决打掉。

2.被害人陈述：双维度质证

很多被害人是债务人，存在利害关系，不能单凭被害人陈述定案，需要行为记录印证。两个质证维度：

• 利害关系维度：债务人是否长期拖欠、是否有转移财产逃避执行行为？虽然不直接出罪，但可以削弱"欺压百姓"的道德评价
• 可信度维度：被害人陈述是否有夸大？拿通话录音逐一比对，看陈述与客观证据是否吻合；多个债务人联合报案的，陈述之间是否互相影响、是否有串证可能

3.事实打包指控：逐起拆分

侦查机关经常把几十起催收事实打包笼统指控。辩护人必须逐起事实拆分，每一起都审查：债权真实性、催收手段、危害后果，剔除达不到刑事标准的事实。

制作表格，把每一起指控事实，标注当事人参与程度：是策划、指挥，还是到场，还是完全没有参与。把没有参与的事实逐一剥离出去。

4.审计报告/司法会计鉴定质证

催收类案件常涉及犯罪数额认定，控方会出审计报告。三个质证抓手：

• 合法催收收入与违法催收收入是否混同？
• 佣金提成中，哪些是对应合法债务的合法收入，哪些是对应违法手段的违法所得？
• 审计依据是否仅为口供？有没有银行流水、合同等客观书证支撑？

这一点还能联动打掉恶势力的"经济特征"——如果控方连违法所得都算不清，就更谈不上"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获取经济利益、以商养黑"。

5.委托方证据

委托催收协议，看清委托范围，委托方是否要求暴力催收，厘清共同犯罪边界。

五、不同阶段辩护策略

1.侦查阶段

重点：提交法律意见，提出不构成恶势力，争取不按黑恶定性；申请变更强制措施；对鉴定、电子数据提取提出异议。

补充动作：对管辖依据提出异议。很多催收案件跨区域作案，管辖依据往往是"被害人居住地"，但如果被害人只是偶尔接了个电话，"犯罪结果发生地"的认定就有争议。管辖异议虽然大概率不被采纳，但可以作为谈判筹码。

2.审查起诉阶段（黄金阶段）

核心文书：《关于不认定恶势力的法律意见》《罪名适用法律意见》。

争取结果：①不起诉；②去掉恶势力认定；③变更罪名；④认罪认罚协商更低量刑。

积极提交类案检索，提交最高检、法院催收类指导性案例。

关键时间节点：提交不认定恶势力法律意见的同时，同步提起羁押必要性审查。一旦恶势力定性被松动，逮捕的必要性（社会危险性）就大幅下降，此时申请取保成功率最高。

3.审判阶段

法庭上把指控拆成三块：恶势力定性是否成立；寻衅滋事罪是否成立；各被告人责任大小。

重点对抗：不能把民事催收的不当行为升格刑事犯罪；不能把普通共同犯罪拔高恶势力。

补充策略：如果被告人众多且大部分人与恶势力定性关联度很低，可以申请分案审理，避免"一锅端"式审判中个别被告人的严重行为拖累全案定性。

量刑情节：自首、坦白、认罪认罚、退赔取得被害人谅解、初犯偶犯、从犯地位等。

六、风险提示（现实局限）

如果确实存在大量上门滋扰、跟踪、骚扰第三方、造成被害人严重后果，完全无罪难度极大；辩护目标调整为：打掉恶势力标签、降低罪名、认定从犯、减少指控事实、降低刑期。

如果催收对象是套路贷、非法债务，无罪空间小，优先争取变更为催收非法债务罪。

三个现实风险必须提前跟当事人沟通：

• 政策风险：2026年深化扫黑除恶把"有组织催收"列为重点打击领域，部分地区可能存在政策加码，辩护要做好预期管理，不能打包票
• "软暴力"认定的弹性风险："心理强制""恐惧恐慌"不像伤痕那样可以量化，法官自由裁量空间大，同样的行为在不同法院可能结论不同
• 认罪认罚的博弈：如果去掉恶势力定性有希望，但个罪难以全脱，要不要在审查起诉阶段以"去掉恶势力+认罪认罚"换取较低量刑建议？这是个战略选择，要提前跟当事人沟通清楚

作者：邹玉杰律师

九章刑辩创始人，安徽律师门户网创始人；

亳州市律协刑委会主任，金亚太（亳州）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全市看守所律师特约监督员，亳州市检察院人民监督员，谯城区法学会首席法律咨询专家……

目标：穷二十年蛮力，救一百条人命！